杜文玉‖吴越国杭州佛寺考 ——以《咸淳临安志》为中心

作者单位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来源：《唐史论丛》第二十六辑，222-255页。

关于五代吴越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较多，多是从佛教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，对佛寺分布及数量研究极少，只是提到吴越国境内有多少多少佛寺。这些研究通常引用的有关吴越国佛寺数量的资料，主要有如下几种：一是《五代诗话》卷一引《曝书亭集》载：“寺塔之建，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。按《咸淳临安志》，九厢四壁，诸县之中，一王所建，已盈八十八所。合一十四州悉数之，且不能举其目矣。”今本《咸淳临安志》未见此段文字，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六《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》倒是有这一段话，此书为清人朱彝尊所撰，出现较晚，引文误植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二是《吴越备史》卷四，说忠懿王钱俶“建造寺院凡三百所”。《宋史》卷四八〇《吴越钱氏世家》只说钱俶，“崇信释氏，前后造寺数百。”三是清人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八一《吴越忠懿王世家上》，其略云：显德二年（952）“五月，周诏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，检杭州寺院，存者凡四百八十。”四是《增补武林旧事》卷七载：“杭州内外及湖山间，唐巳前三百六十寺，钱氏立国、宋南渡，增为四百八十，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。”可见古人所述，前后不一致处甚多。显德二年所检的寺院数，不仅指杭州寺院，应该是指吴越全国之总数。

今人对杭州佛教寺院之数也有过考述，有人统计唐五代佛教寺院795所，分布于131州，杭州46所，仅低于唐都长安1所，较东都洛阳还多一所；杭州所在的江南东道总计240所，数量比位列第二的长安所在的关内道121所多出将一倍。也有人认为吴越国仅钱镠时期建佛寺74所，钱俶在位期间创建至少143所。又据《咸淳临安志》统计，钱氏统治期间为230所。还有人同样根据《咸淳临安志》统计，认为钱氏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约为150余所。这些说法也同样不一致，数量差距甚大，因此有必要加以详细地考证。

一、钱氏统治期间仍然存在的前代寺院

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六《江南东道》载：杭州管县八：钱塘、余杭、临安、富阳、于潜、盐官、新城、唐山等。五代后梁时，改新城为新登，临安为安国，唐山为金昌，增置了钱江县。后唐时复改金昌为唐山，后晋时改唐山为横山，不久又改为吴昌。北宋初，杭州辖十县，在原有八县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仁和、南新二县。另据南宋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记载，临安府所辖为九县，少一个了南新县。保留的仁和县与原钱塘县治所均设在临安府城内，这两县实际是南宋时期的京县，这样就符合唐宋时期凡京师皆置二京县的体制，尽管当时把临安称之为行在。祝穆之书所说的杭州所辖九县，依次是钱塘、仁和、余杭、临安、富阳、于潜、盐官、新城、昌化等，与《咸淳临安志》所载行政区划完全一致。凡在这些县境内设置寺院，均在本文的统计范围内。

表一：吴越时期保留的前代寺院表

以上这些前代兴建的佛教寺院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，如景德灵隐寺，“东晋咸和元年，梵僧慧理建，旧名灵隐。景德四年，改景德灵隐禅寺。”南禅福严尼院，“建元四年，尼僧猛舍宅为寺，旧名齐明。乾祐中，改为护国报恩禅院。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。”说明这些寺院一直保留到吴越时期，甚至延至宋代。类似的情况还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史料了。还有一些寺院经过重建而保留下来了。如慈严院，“太康间，葛稚川舍宅为寺。上元间，赐额恩德。天成二年，吴越王重建。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。”再比如荐福寺，“永明二年建，旧名安善，会昌五年废。大中十三年重建。祥符元年改今额。”上表所列的这些寺院虽然不是吴越国始建的，由于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，因此同样也是反映吴越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以上寺院总计106所，其中杭州城内外共计23所，占22%。临安县15所，占14.2%；余杭县17所，占16%；于潜县14所，占13%；新城县10所，占9.4%；盐官县12所，占11%；富阳县11所，占10.4%；其中昌化县最少，仅有4所，占4%。显然杭州城内外保留的前代寺院数量最多，其次是临安、余杭等县，距杭州较近，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，最少的昌化县则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之故。以上这些前代兴建的佛教寺院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，如景德灵隐寺，“东晋咸和元年，梵僧慧理建，旧名灵隐。景德四年，改景德灵隐禅寺。”南禅福严尼院，“建元四年，尼僧猛舍宅为寺，旧名齐明。乾祐中，改为护国报恩禅院。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。”说明这些寺院一直保留到吴越时期，甚至延至宋代。类似的情况还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史料了。还有一些寺院经过重建而保留下来了。如慈严院，“太康间，葛稚川舍宅为寺。上元间，赐额恩德。天成二年，吴越王重建。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。”再比如荐福寺，“永明二年建，旧名安善，会昌五年废。大中十三年重建。祥符元年改今额。”上表所列的这些寺院虽然不是吴越国始建的，由于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，因此同样也是反映吴越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杭州所辖诸县还保留了不少不知何时兴建的寺院，由于《咸淳临安志》的撰者潜说友所记含混不清，无法判定其始建时代，但从南宋某某年改“今额”等语看，这些寺院在南宋时期还是存在的，但不在本文统计范围内。因为此书还记载了不少两宋时期新建的寺院，有些没有记载具体的始建年代，因此单从南宋某年改“今额”的记载，还无法判定是前代兴建的，南宋时改的寺名；还是两宋时期兴建的，后来改的寺院名。如天王院，“元系永宁庵 ，绍兴元年移请今额”；金佛院，“开禧二年移请今额” ；资庆院，罗汉院，“乾道四年移请今额”。诸如此类的记载很多，说明潜说友在当时已搞不清其沿革情况了，由于寺院仍存，只好含糊地记载下来。鉴于这种情况，这一部分寺院均未在本文的统计范围内。

二、吴越统治时期兴建的寺院

这一时期从唐昭宗景福二年（893）始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止。景福二年，钱鏐任镇海军节度使，尽管其封王是后来的事，但学术界通常将这一年视为其建立政权之年。太平兴国三年是钱俶献土归宋之年，这一点是清楚的。凡在这一时期内兴建的寺院，均视为吴越国兴建的寺院。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吴越时期杭州兴建的寺院及其分布情况，以杭州及所属诸县分别列表统计如下：

表二：杭州城内外寺院表

表六：富阳县寺院表

    以上诸表统计的寺院总计为355所，其中杭州城内外（即钱塘、仁和两县）共计213所，占吴越兴建寺院总数的60%；其余诸县占总数的40%。其中余杭县17所，占4.8%；临安县38所，占10.7%；于潜县19所，占5.4%；富阳县22所，占6.2%；新城县32所，占9%；盐官县5所，1.4%；昌化县9所，占2.5%。

    前代始建的寺院在吴越国统治时期仍然存在的，共计106所，再将吴越兴建的寺院与之相加，总计为461所。从这一统计结果看，有人根据《咸淳临安志》统计的钱氏统治期间寺院为230所，另有人同样根据《咸淳临安志》统计，却认为钱氏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约为150余所。这些统计比较粗略，均不可靠。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八一《吴越忠懿王世家上》所说的后周显德二年（955）五月，“检杭州寺院，存者凡四百八十”的记载，也不可靠。因为这里所说的寺院数，实际上并不仅限于杭州，而是包括吴越统治的十三州。如以本文所论的杭州地区为限，从绝对数字看，两者相差无几，但是本文统计的这一数字包括后周显德二年以来兴建的寺院数，而吴任臣之书所说的仅限于显德二年五月以前的寺院数。《增补武林旧事》卷七《湖山胜槩下》所说的“及钱氏立国，宋朝南渡，増为四百八十，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。”这一数字包括钱氏立国兴建的以及赵宋南渡后新建的数字在内，明显偏少了，因为南渡以来杭州又兴建了不少寺院，这一点在《咸淳临安志》也有明确的记载。总之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，必须不厌其烦地逐一查对，否则难免不出差错。以上诸表统计的寺院总计为355所，其中杭州城内外（即钱塘、仁和两县）共计213所，占吴越兴建寺院总数的60%；其余诸县占总数的40%。其中余杭县17所，占4.8%；临安县38所，占10.7%；于潜县19所，占5.4%；富阳县22所，占6.2%；新城县32所，占9%；盐官县5所，1.4%；昌化县9所，占2.5%。

《增补武林旧事》因杭州寺院众多，指出“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。”这一结论应该是正确的。唐代的长安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，从目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看，共计有寺院220所，当然这一数字不是唐长安寺院的全部数字，因为日本僧人圆仁说：“且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”，如果再算上城外诸处的寺院，三百几十所寺院还是有的。既使如此也比不过吴越时期的杭州寺院。长安如此，其他各地就更无法相比了。不过长安的寺院规模大的较多，用圆仁的话说：长安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”。有唐一代，高僧大德，云集长安，八个佛教宗派的祖庭，有六个就在长安，而杭州寺院数量虽多，大都规模有限，因此不能单纯地以寺院多少而论。关于这个问题从南宋祝穆所撰的《方舆胜览》一书也有所反映，其书在记述临安府境内的佛寺时，仅列举了天竺寺、灵隐寺、净慈寺、孤山寺、径山寺等五座寺院，紧接着又罗列了数处著名的佛教胜迹，即宝所塔、雷峰塔、六和塔、大佛石等。在祝穆的眼中，这些都是南宋时期临安的著名寺院，其余则不足以论，可见杭州的寺院数量虽多，但规模宏大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寺院却不多。尽管如此，不过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杭州的佛教之盛恐怕没有一个都市可以与之相提并论，其应该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的佛教中心了。

三、余论

吴越钱氏既然崇佛，其举措便不仅仅表现在大力兴建寺院上，还竭尽财力抄写刻印佛经，比如“吴越忠懿王建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，碧纸银书，每至佛号，则以金书，牙签银轴，制甚庄严。”这部《金银字大藏经》要早于北宋开宝刻印的《大藏经》，卷数与开宝《大藏经》相当，由于其以金银书写，故更加珍贵。另据记载：“吴越王钱俶，天性敬佛。用金铜精铜造八万四千塔。中藏宝箧印心咒经，布散部内，凡十年而讫功。”此外，钱氏还兴建不少佛塔和佛像，如南高峰塔，天福年间建；六和塔，开宝三年（970）建；雷峰塔，俗称黄皮塔，由钱氏之妃兴建；释迦真身舍利塔，据载：“《吴越备史》云：钱武肃王于明州育王寺迎释迦舍利，建塔于城南。显德五年火 。开宝元年，忠懿王重造。钱氏纳土，舍利入京，置在开宝寺。” 今本《吴越备史》亦记有此事，“显德五年火”以下文字则为潜说友之书所加。又雕造大石佛，“梁开平四年，钱氏镌弥陀观音势至三佛于石上。”此即为上述祝穆之书所说之大佛石。此外，在西湖周边还开凿了不少佛教石窟，主要有西湖南山石窟群与飞来峰石窟群，洞窟中雕凿了大量的佛教造像。其中南山石窟群多为钱氏家族出资开凿，飞来峰石窟群多为平民百姓和中下级官吏开凿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些佛教造像大都废毁湮灭，存留至今尚有慈云岭石窟、烟霞洞石窟、天龙寺石窟造像及飞来峰造像等。

为了发展佛教，吴越钱氏甚至不惜蹈海赴高丽、日本求取经卷。据《佛祖统纪》载：“初天台教卷，经五代之乱，残毁不全。吴越王钱俶遣使之高丽、日本以求之。”天台宗是创立于隋代的著名佛教宗派，由于其祖庭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山，故称之。天台宗不仅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，对朝鲜半岛及日本亦有较大影响，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其传到了日本，与真言宗并列发展。所以当五代战乱天台宗经典在中国本土残缺不全时，钱俶遂遣使赴高丽、日本求取，可见其对发展佛教之重视程度。

五代时期吴越佛教中心地位的确立，不仅仅表现在以上方面，在佛教理论方面亦有所创新。众所周知，唐以来佛教宗派大都衰落，唯禅宗兴盛不衰，其中五宗盛行于南北各地。禅宗不尚经义的研求，倡导“明心见性”，凭己意解释佛法，置佛教繁琐教义于不顾，故易为人们所接受，影响日广。由于禅宗不顾教义，故五宗争论纷纭，各自坚持自己的理论。至五代后期吴越高僧延寿着手统一禅宗，他综合诸家之说，撰成《宗镜录》100卷，调和诸家之说，以禅宗与净土宗作为共同的实践。原来单纯讲禅比较奥妙，常人难懂，与净土宗结合，肯定了万善同归，易为人们接受，故对宋代禅师影响甚为巨大。清雍正帝极力推崇《宗镜录》，数次亲自为其撰序，认为不懂此书，没资格学佛。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也认为此书为一部伟大的哲学巨构。吴越钱氏对延寿支持很大，所谓“吴越王钱氏，请（其）住永明禅寺。凡十五年，聚徒几二千人，道播海外。” 永明禅寺即净慈寺。实际情况是，延寿先入居灵隐寺，后来才移住于净慈寺。延寿在外国也有很大的影响，“高丽国王遣使赍书叙弟子礼，奉金线织成袈裟，紫水晶数珠、金澡罐等为献。”在吴越统治时期大力延请高僧，如遇安，号善智禅师，钱俶延请其入居北关倾心院，后又移居于天龙寺、光庆寺。行明，即开化禅师，先住能仁寺，“忠懿王钱氏又建大和寺，延请住持。”延请的高僧还有高丽人，如灵照，号龙华禅师，“钱王建龙华院”，命其主持。

这些延请的高僧中不乏五宗之高僧，如德韶，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之法嗣，钱俶即王位后，以弟子礼迎之，并尊为国师。延寿则是德韶的法嗣，可见此人地位之高。义寂是天台宗高僧，钱俶不仅请其讲经，还专门为其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。谛观，高丽人，与义通（高丽王族）同时受学于义寂门下。据说义寂门下共有十位外国僧人。由于吴越与高丽佛教交流甚为频繁，后唐天成二年（927），钱鏐专门兴建了慧因禅院，即所谓慧因高丽寺，简称高丽寺。入宋以后，高丽王子义天奉经捐资，建阁藏经，进一步扩大了该寺的规模。

除了与高丽、日本等国有佛学交流外，吴越与佛教胜地五台山的交流也很频繁。五台山作为佛教胜地出现很早，然其最鼎盛时期却是在唐代，全国诸宗派僧人纷纷巡礼于五台山，如华严宗、唯识宗、天台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律宗、密宗等派高僧，在五台山著书立说，弘扬佛法。不少外国僧人如高丽、日本、天竺、泥婆罗等，也不辞辛劳，前来巡礼求法。吴越高僧也是如此，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吴越国统治时期在发展佛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，故学术界遂提出了“吴越佛教”的提法，其涵义包括南朝以来吴、越之地的佛教发展成果，但主要还是指五代吴越统治时期。

吴越统治时期在佛教寺院方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，与其在佛学方面的发展成就是相辅相成的，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共同奠定了吴越国在五代时期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。

      （因格式问题，注释已删去，引用请参见原文）